王晓丹：为何害死林奕含的狼师不会被定罪？司法要的，是一个不存在的被害人

据报载，林奕含生前曾经向外求助，希望提出司法告诉。当时她接触的专家告诉她，成功的机率很小。原因除了年代久远、证据不足之外，我认为背后真正的原因在于，司法要的，是一个不存在的被害人。 司法要的是「理想被害人」 林奕含活着的时候，不符合司法所预设的「理想被害人」形象（纯洁无辜、大声呼救、事后惊慌报警、害怕厌恶加害人），林奕含自杀了，终于让多数舆论认定她是被害人。前者，被害人被排除于司法认知之外，后者，被害人已不存在这个世界。不论是前者不存在于认知，或后者不存在于人世，司法要的，是一个不存在的被害人。 被害人「陈述被害」，为熟识者强暴案件的重要证据。然而，被害人回忆创伤的同时，还要应付他人怀疑的道德眼光、抵抗自己对自我的谴责。陈述过程的这些氛围，使得被害人一边陈述会一边闪躲、一边辩护，其语言模式夹杂许多慌乱与不安。这些慌乱与不安所露出的「破绽」，有时成为言词闪烁、所言非真的证据。另一些时候，被害人为了成功被相信，会极力掩饰其慌乱不安，让自己看起来更像是司法要的「理想被害人」。荒谬的是，在许多案件中，被害人极力配合成为「理想被害人」的样子，反而被司法人员看出，被认为是假装，因此怀疑被害人陈述的真实性。 司法语言的断章取义：忽略「前后不一致」的原因 除了「理想被害人」之外，司法侦审过程的语言特质，锻造了不存在的被害人。性侵害案件不起诉处分书中，「指诉前后不一致」经常为检察官不起诉的重要理由，影响被害人告诉之可信度。然而，「指诉前后不一致」是一个去脉络化（俗称断章取义）的推论。 告诉人的「前后不一致」，经常源自于特定的语言脉络，而司法人员很少有意识地厘清、还原此重要脉络。例如，告诉人的「前后不一致」可能因为警询或者检察官侦讯时，对性侵害、暴力等概念的理解不同。在「聆听失语的被害人」这篇文章中，警察问「被性侵害几次」？被害人听到「性侵害」三个字，可能想到被试探、被勉强的恶心与厌恶感受，她当时可能犹豫了一会，在笔录上警察记下她的回答「不记得几次」。我猜，这使得看到卷宗的检察官、法官产生怀疑。在某些不起诉处分书中，检察官会提到，被害人对于被「性侵害」之次数「指诉前后不一致」。然而，「性侵害」三个字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仅指被强迫插入？包不包括被勉强口交？多次不预警碰触性征？还有被强力熊抱？不断被询问／讯问的被害人，每次的回答，都是一场定义与指涉范围的困难考题。甚至，被害人可能认为不成功的性侵害也是性侵害，因此所陈述的次数、时间等，可能「前后不一致」。 司法语言的盲点，一旦出现在卷宗的笔录当中，必然让阅读卷宗的司法人员，产生负面的印象，最后成为不起诉或判决无罪的关键。法律叙事的问题：聚焦于「愿意」或「不愿意」的二元选项司法语言的问题，不只是警询或讯问笔录的断章取义，还包括依照法律构成要件，所建构出的法律叙事，在既有的性别文化之下，本身就是一个片段、失真、甚至扭曲的事实建构。 在熟识者强暴案件中，司法所要的法律叙事，聚焦于判断被害人的「愿意」或「不愿意」，也就是只关注「性行为」发生的时刻。「愿意」或「不愿意」的二元框架，让处于性别文化劣势的女性，进入不利的处境。 问题的关键在于，司法人员只关注「性行为」发生的时刻，顶多会参考被害人前后的外观行为，因而拒绝调查犯罪前阶段互动的各种线索，忽略加害人企图控制与破坏性自主的布局。例如，加害人可能有计画地「利用」或者「操作」各种情境，为了方便性侵害而创造以下的外观：加害人混淆被害人使其误认（被害人觉得进宾馆只是在做好事，安慰失恋的好朋友）、暧昧举动引起被害人情欲（难道是在恋爱？）、制造诡异惊吓被害人（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）、刻意让监视器拍下被害人故作镇定的样子（担心让对方发现自己喝醉了以免被强暴）等。 被害人这些犯罪前阶段的误认、情欲、惊吓或者伪装，放在「愿意」或「不愿意」的二元框架中，很难被归类为「不愿意」，甚至，有时从外观行为看来，会被直接认定为「愿意」。于是，当法律叙事聚焦于女人的「愿意」或「不愿意」时，就是一个排除加害人「利用」或者「操作」的可能。事实上，加害人的话术、手腕、暗示等，都可能产生威胁、利诱的影响力，让被害人从外观看起来，偏向于「愿意」。 法律的错误想像：「性／性欲」守门员掌控了所有权力 法律叙事「愿意」或「不愿意」的二元框架，根源于一个对女人「性／性欲」的错误想像，我将此称为：法律叙事错误地以为，「性／性欲」守门员掌控了所有权力。 法律与社会各界想像，每一个女人均享有完全的「性／性欲」自由，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，独立地决定「愿意」或「不愿意」。此种想像忽略了二点：第一，「性／性欲」是一个互动过程，在无数「愿意」或「不愿意」的时点，是不是每秒每分都要决定呢？第二，女人在权力关系之下，往往会被影响、被制约、被决定。 对女人「性／性欲」自由的误认，还有一个根本的问题：为了理解与分析「性／性欲」中的女人，必须将之区分为心灵与身体二个部分，将心灵比喻为守门员，守门员拥有控制身体的权力，守门员的工作就是同意或不同意开门，尤其不同意时，就有能力以其权力阻挡攻门者。守门员的想像隐含了以下许多人不认同的意义：门内的女人之「性／性欲」，在心灵与身体分离之下，身体就像是一个可以被获取的财产，可以让男人因为获得门票而拥有。 其结果是，因为上述的意义是那么普遍，许多男人获得的讯息就只是，要努力得到那张门票。这进入一个难以言说的吊诡：既然文化鼓励男人尽量攻城掠地，怎么能够惩罚这些符合想像、努力攻门的人呢？这么努力的人就算有疏失，也不应该成为人人喊打的强暴犯？这是司法内在真正的声音，虽然不会直接说出来，却使得许多检察官、法官面对外界批评时，能够理直气壮的重要基础。 对多数女人来说，其「性／性欲」并非如司法所预设的，是一场守门员同意或不同意的保卫之战。许多案例显示，单方面的激情、挑逗与霸道，经常符合男强／女弱、欲迎还拒的文化想像。于是，侵害的同时，可能也意味着异性的邀请、看重与热情对待。事实上，被害者的「性／性欲」，不可能只停留在守门员要不要开门的认知与思维，而是双方身、心、灵的交会。熟识者强暴就是交会的时段，被害人的自我被利用、被践踏、被禁锢、被毁灭。 法律错误地以为，「性／性欲」守门员掌控了所有权力，可以好好保卫身体这个财产，不随便被攻取。这些不切实际的想像，简化了女人的心灵，漠视与曲解了女人的身体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许多房思琪们，在求助无门、告诉失败、司法二度伤害之后，她们被认可的、真正的身分是—刑法上通奸罪、或者毁谤罪的犯罪人。这就是司法对她们的意义。 熟识者强暴案件的权力与控制 熟识者强暴作为一个犯罪类型，真正的焦点在于「权力与控制」。「权力与控制」的判断，不能只停留于双方关系的客观外在，例如师生关系、聘雇关系、长幼关系、专业协助关系等。「权力与控制」的判断，也不能只是针对客观行为的影响力，例如在成绩、工作、协助、监督关系中的威胁利诱。 「权力与控制」更具体的脉络，其核心为加害人看到、并选择了被害人，利用或者操弄了被害人的「自我」，也就是加害人利用权势、威望、仰慕、情怀等，掌控被害人的认知与情感，包括其自我的「生存之道」与「逃逸路线」（例如房思琪们）。熟识者强暴是加害人对被害人「自我」的操弄、利用与践踏，而对被害人「性／性欲」的掌控，是最极致的「权力与控制」。 换句话说，被害人自我的参与，实为加害人「权力与控制」的重要部分，也是加害人犯罪的动机、方法与目标。请读者试想，如果今天生养自己、百般呵护自己的父母，几近央求自己要伸出援手，即便是本来不愿意做的事情，大多数的人是不是多半会「愿意」接受感情勒索，勉为其难？试想，如果自己是一个没有显赫学历以及工作经验的人，面对给自己工作与表现机会的老板，即便要求过分一点、讨厌一点，会不会仍然可以耐著性子，接受情绪勒索？试想，一个住在帝宝的孤儿，一个被升学主义抽空人生的小孩，真诚的她受不了人生的虚假，是不是会特别珍惜、无法抗拒那个看到她、理解她、欣赏她，好像可以带领她走出黑暗的爱慕者？ 唯有认识「权力与控制」的本质，司法才有可能掌握熟识者强暴此种犯罪类型。熟识者强暴的加害人，掌控被害人的身体，破坏被害人的「自我」（身、心、灵整体），此种「权力与控制」正是快感的来源。 加害人的「权力与控制」笼罩于被害人的身体，使得身体脱离成为一个东西，仿佛可以被占有、被买卖、被评价。许多案例显示，被害人会收到加害人的金钱补偿，对加害人而言是补偿自己心里的愧疚，对被害人而言，却是对逝去自我的哀悼。无奈的是，在不少不起诉处分书或判决书中，此种金钱补偿却被评价为性交易。至此，加害人利用掌控被害人的「性／性欲」，再加上法律对被害人的不信任，彻底破坏了被害人的「性自主整体」。 不存在的被害人 现实一：漠视熟识者强暴中的「权力与控制」， 现实二：带有对女人「性／性欲」的错误假设， 现实三：只是将强暴理解为被害人某一时刻的不愿意， 现实四：忽略语言的断章取义， 现实五：只有「理想被害人」可以成为被害人， 五个现实形成，司法要的，是一个不存在的被害人。而这正是房思琪们的梦魇：被害了，却不是司法认可的被害人。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，许多房思琪们，在求助无门、告诉失败、司法二度伤害之后，她们被认可的、真正的身分是—刑法上通奸罪、或者毁谤罪的犯罪人。这就是司法对她们的意义。 文章作者：王晓丹（法律系教授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