逃离县城：回顾一场慢性绞杀

今天去银行办卡，工作人员看我是个学生，问我学什么的。知道是学法的，就说：“你以后会做律师吧？”突然很喜欢北京。去年大概有半年时间，我待在老家县城。县城是平静得几乎静止的熟人社会，一个长居在家的“读书种子”当然会成为亲友的谈资。平均学历为初中的中年男人们，酒足饭饱后就会围在一起，对我的学业、考研和就业发表自认为高明的指点。他们很笃定地说，你这个专业最合适去考公。我说我在考研。他们又说，读完研考公级别就能就更高了，你小姑娘懂得很嘛！我被围在中间，看他们指点江山。恍惚间觉得他们面目模糊起来，变成了痴肥可憎的大虫子。和妈妈聊到我的一位高中朋友，免费师范生，据说她签的学校要分房子，她很热情地邀我到时去一起装修。妈妈说，要是你当时也读这个，我现在就安心了。我愣住了，一时间她的面目也模糊起来。妈妈也变成了大虫子。回到县城工作的硕士表姐对亲戚们说，她们单位又新来了一个top2的选调生。我听出里面的暗示，因为接下来所有人都开始劝我去考选调——所有人都听出来了。我们这个县城，几条主街纵横交错就成了所谓城区。新建的商场因为人口流失而门可罗雀，街边店铺的大音响里，一年四季都在播放老土音乐或者“最后一天清仓大甩卖”。高铁在这里短暂停留，成为县城和时代接轨的唯一动脉。除此之外，一切都在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败。缺乏产业支柱让县城有一种非常近古的等级生态——人们狂热地追捧公务员、教师和银行工作人员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吃皇粮。利维坦给这些权力末梢的个体体面的工资和社会地位，相应的，这些个体向不可名状的庞然大物献祭“作为个体的个体性”。他们日复一日地参加“培训”和“学习”（目的是把来自遥远京城的意志内化成使自己热泪盈眶的信仰），他们篡改数据并把这一任务下放给更基层的乡镇（这甚至在某些时候成为工作的主要内容）。但在我的亲友们看来，这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束缚意味着稳定。蜘蛛网上被缠住的虫子，无论风吹雨打都不会掉下去。我以为我是无比坚定的。我用近似无赖的态度说是啊是啊我就是很适合考公，但是我偏偏不考。我喜欢看他们气急败坏又无可奈何的样子。但我的心里渐渐开始动摇。如果考研失败怎么办？如果今年没有过法考怎么办？如果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如果实习律师的工作很高压很低薪怎么办？如果独立后找不到案源怎么办？如果我的性格就是不能长袖善舞怎么办？仿佛在一个与世隔绝的洞穴里，不断有一个声音告诉我，洞穴之外是个可怕的野兽世界。最后的思考结果是：有了编制，就一劳永逸了。我半推半就地报名了省会的选调，自我开解说毕竟也是个大城市吧，也不算违背自己的初心吧？然后过了笔试，面试后有漫长的等待期。在等待期里，我心里忐忑不安，又想，如果被调剂到某个县城好像也可以接受吧，县城的工资和省会差距也不大吧，每周能坐高铁进城玩一次也可以了吧？最后榜上无名，看到报县城的同学进了，心里就开始自怨自艾，是不是我太好高骛远了？我真的注定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吗？父母亲友安慰我，那个谁谁不也在家考了几年吗，再接再厉，不要难过。我突然意识到，他们现在看我就像看“那个谁谁”一样，我不再是县城的异类了！我现在是县城里的一种典型人物——一个在家考公盼着上岸的大学生。我，被同化了。意识到这一点使我像炸了毛的猫一样应激起来：“我本来就只是去考着玩的，我没有难过！”我几乎无礼地拒绝所有安慰，宣誓般地对每一个人表示我对结果的不在乎。他们露出了然的神色，仿佛再说，我们知道你很难过，不要强撑啦。他们又幻化出虫子的模样。我感到自己的身体也在迅速地蜕皮变化。我也变成了虫子。我成了一只禄蠹。我最终逃也似的离开家，离开居住了半年的县城。在返京的机舱里，我听到陌生人用普通话小声地说“谢谢”“对不起”“不好意思”，感到久违的安全。这是一个不会干预他人的陌生人社会。我爱这个社会，它如此有边界感，当我坠入深渊时它不会对我施加援手，但我想要攀爬未知的时候，它也决不试图把我拽到那个一眼望到头的蜘蛛网上。我喜欢被问：“你以后会做律师吧？”其实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做律师，但我喜欢这个问题导向的未知。县城没有畅想，县城只有“应该”。p.s.刚刚回到北京，“劫后余生”，感受和叙述必然是有失偏颇的。我的县城不一定具有典型性，希望在县城生活的人不要感到冒犯。p.p.s.北京也并非流着奶与蜜的应许之地，对北京人的生活我也有一些粗浅的观察，详见https://www.douban.com/group/topic/283410530/?_i=7764118458a5311&dt_dapp=1